把更多的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是宏观政策导向上的一个积极变化。如果通过“投资于人”真正把终端需求提升到一个合理水平，那么扩大内需目标的实现就有了源头活水，中国经济增长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输入。
“当前消费不足主要是服务消费不足”“要用过去抓投资的力度和投入去抓消费”。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专题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的主旨发言，再次引发人们对服务消费的关注。
从功能看，消费可划分为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两大类。前者主要是基本的物质需求，比如吃穿等温饱问题，目前这类消费已基本解决；后者主要体现在对服务的需求上，按照需求的不同，又可分为满足养老托育等刚需的基础型服务消费，以及文娱、教育、金融等改善型服务消费。通常情况下，改善型服务消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来实现。
现阶段，我国投资与出口这两大传统引擎有所减弱，消费的“压舱石”作用正进一步显现。正因如此，对于提振消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大力提振消费摆在各项工作之首，到近期《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正式发布，一系列提振消费政策的陆续出台，就是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加快补上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有这样一组消费数据颇值得关注：目前，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在40%以下，服务消费占比约为26%，这些数字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也比亚洲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低不少。客观上看，这些差距的背后，并不是我国消费平均水平的不足，而是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结构性的失衡，尤以服务消费的不足最为突出，这也进一步传递出补上服务消费短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我国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的短板，对发展型服务消费的增长形成了掣肘——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导致很多老百姓不敢消费；另一方面，服务消费环境欠缺、品质不高等实际情况，也让很多人不愿消费，最终对提振消费的效果产生了不利影响。这恰恰也说明，服务消费未来仍有较大发展空间，甚至可以成为撬动消费增长的支点。
短期来看，提振消费需要继续加大政策力度，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财政支出结构要适度调整以更好适应政策调整的导向。长期来看，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形成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安排，通过更多行之有效的“投资于人”，把增加投资与创造就业，特别是把高质量就业与提高人力资本、扩大消费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更加高效的交流互动。
把更多的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是宏观政策导向上的一个积极变化。事实上，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其根源都指向了终端需求不足这个关键点。如果通过“投资于人”真正把终端需求提升到一个合理水平，那么扩大内需目标的实现就有了源头活水，中国经济增长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输入。
需要指出的是，以服务消费为着力点，推动消费结构优化提升，必须要通过持续稳定的制度性安排来实现。实践中，一是要提高农民工等低收入阶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这部分人群基数大，在服务消费上“欠账”也比较多，将来也是我国消费市场的潜力所在。二是要进一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只有这些生产要素实现了顺畅流动、融合发展，服务消费短板才能补上，社会生产力才能更好释放，消费才能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拉动力。
